人们会注意到美国宪法中那些已经被修订的条款，比如其中的奴隶制条款，这些条款曾经被准确地描述为与魔鬼的契约，这就意味着美国宪法的历史绝不仅仅是光荣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部黑暗的历史。
在亚当斯与杰斐逊的总统竞选期间就有报纸警告，杰斐逊更值得信任，因为他只有女儿。但是，回归宪法文本并不是鼓吹简单的文本主义。
而在形式上，宪法经典的殿堂不仅表现为费城制宪的宪法文本及27条修正案，它还应该包括超级先例(super precedent)与超级立法(super statute)：前者如1954年的布朗案，后者如1964年的《民权法案》。虽然他也认为宪法第五条的修宪程序并非唯一的修宪途径，但认为新政存在着成文的宪法基础，这就是1913年的第十六修正案，该修正案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如果突破文本之本身，由text过渡到deed，那么催生第一修正案的宪法批准与辩论过程正是言论自由的最好例证。虽然罗伯茨的转变历来是美国宪法的一桩公案通说认为罗伯茨大法官是在罗斯福填塞法院的提案压力下而转变自己的宪法立场。部分由于中文语境内由宪法司法化范式所塑造的理论需求，部分由于英文语境内司法审查的主导供给，美国宪法研究在我们看来就只是在讲述最高法院的故事。
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原话是，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t is a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we are expounding。最后，文本研究不仅要听其言、观其行，还要结构性地理解宪法。尽管学者对尊严死亡的对象提出了各种标准，但从现有立法实践看，除那些处于脑死亡状态或者失去意识、依赖生命维持医疗措施的病人外，尊严死亡目前主要适用于遭受无法忍受的疼痛或痛苦但又无法救治的病人，通常是临终病人。
作为一般性的医疗准则，为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权，医生采取的治疗措施不能危及病人生命。(45)See Lars Johan Materstvedt et al.,Medical Murder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42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621(2016). (46)See Lambert and others v.France[2015]ECHR. (47)参见前引(31)，王利明文，第11页。例如，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07年出台《关于临终期医疗决定程序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于2015年更名为《关于人生最后阶段医疗决定程序的指导意见》)，规定由专业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护理团队慎重进行医学判断，决定病人的临终医疗方案，进而形成对于病人生命权的程序保障模式。关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英国的Airedale NHS Trust v.Bland案(49)可资参考。
三、尊严死亡的权利构造和体系解析 无论是在国际公约层面还是在国内法律层面，生命权都不是单一性权利，而是体系化的权利集合。(16)See Ezekiel Emanuel,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162 Archives of International Medicine 142-152(2002). (17)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国发[2016]77号)，提出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床位占比，鼓励其根据服务需求增设老年养护、安宁疗护病床。
⑨在荷兰安乐死立法的准备阶段，问卷调查显示，在赞同安乐死的群体中，57%的病人提到丧失尊严，46%的病人关注治疗过程的痛苦。在这些率先推动尊严死亡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法律之所以将尊严死亡的对象限定为遭受无法忍受的病痛的临终病人，主要是考虑，此类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而无法维持生命尊严，只能通过寻求医生帮助，选择适用终止生命的医疗措施。如果仅仅关注死亡本身，实际上意味着个体生命及其权利的消灭。需要指出的是，病人可能主动请求医生加大药物剂量，虽然不能立即终止生命，但是可以加快死亡进程，这种俗称慢性安乐死的做法，也应当遵循有关法律的程序规定。
(57)如果病人订立预先医疗指示后，明确作出拒绝尊严死亡的意思表示，就不能适用尊严死亡。另一方面，伴随一些国家关于自杀的去罪化过程，尊严死亡的法律化主要意在满足临终病人医疗实践的需要，规范医生协助病人自杀或终止病人生命的法律程序，避免医生受到不当的法律追究。(28)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看来，生命权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命安全，还要保障生命尊严。(20)参见任丑：《死亡权：安乐死立法的价值基础》，《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6页。
这种借助医疗措施人为延续的生命，已然超越了自然生命的边界，塑造了一种可控制的甚至异化的生命状态。(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
依民法典第1220条，此时须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才能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尊严死亡作为医疗措施，只能由专业医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
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充分体现出尊严死亡制度维系生命尊严的特殊价值。(44)基于上述考量，对生命自决权的尊重，应当以避免生命安全权遭到非法或专断剥夺为前提，鉴此，尊严死亡的适用对象和程序应当加以严格限定。例如，荷兰2000年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医生审慎注意义务的各项具体要求，并强调医生审慎终止病人生命或者协助病人自杀。比利时2002年安乐死法规定，对于没有救治希望、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包括身体和精神痛苦)的病人，医生可以终止病人的生命。一方面，不能将病人并不认可的因素作为依据，错误地认定预先医疗指示的有效性。在尊严死亡领域，维护生命安全权主要会涉及医生未经病人同意剥夺病人生命的风险。
完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发展和加强康复、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接续性医疗机构。将生命权作为尊严死亡的权利基础，需要立足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二元构造，构建包括生命安全权、生命自决权、临终医疗方式选择权、安宁疗护权和获得医生帮助权等在内的权利体系。
实际上，即便尊严死亡尚未合法化，也应当严格规范临终医疗程序，避免病人生命权(包括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遭到不当侵犯。我国民法典提到的生命尊严包括诸多层面，例如生命安宁利益权或者体面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包含较高的价值蕴含和追求，往往取决于诸多外部条件，法律所能提供的保障比较有限。
既然死亡标准逐步法律化，作为对于死亡方式的选择，尊严死亡可以甚或应当纳入法律的范畴。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德国等，通过立法确立了脑死亡标准。
在此基础上，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从限定适用对象、确保病人知情同意、设立正当医疗程序等方面，系统构建尊严死亡的程序规范，推动医疗行业完善临终医疗措施的标准和规程，实现法律逻辑与医疗逻辑的有机统一。2020年10月30日，新西兰以65.2%的选民支持率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全国公投，立法程序即将启动。对于有预先医疗指示的情形，应当审查预先医疗指示的明确性和有效性。作为最早推动尊严死亡立法化的国家，荷兰2000年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规定，尊严死亡包括两种情形，即依申请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
⑥对脑死亡立法的讨论，意味着死亡不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而是进入了法律规范领域。该条还规定，如果病人仅仅患有精神疾病，或者仅仅患有残疾，不能适用自愿协助死亡。
在法律和医疗领域，坚持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对于维护病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对于不符合尊严死亡适用条件的情形，为缓解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安宁疗护措施。
二、死亡权还是生命权：尊严死亡的理论研究进路 对于尊严死亡这一特殊法律领域，尽管可以将人格尊严和个体自治作为理论根基，但最终要落脚到具体的权利依据上来。简言之，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有尊严地活着。
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强调指出：尽管认可个体自治的人性尊严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成员国应当采取足够措施，在不违反公约义务的前提下，预防自杀行为，特别是处于脆弱状态下的个体的自杀行为，包括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个体。究竟是认同死亡权还是主张生命权，这是构建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前置性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格尊严和生命自决等观念深入人心，尊严死亡逐步摆脱伦理焦虑，开始迈入法律化进程。有学者指出，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
两者实际上并不冲突，安宁疗护并不必然排除临终病人对尊严死亡的诉求。有学者指出，这一条款可以作为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
对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谋杀行为，刑法规制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这也是国际公约和国内法保障生命权的基本要求。(一)病人最佳利益原则 作为临终医疗措施，尊严死亡的规范适用，需要立足专业的医学标准。
如果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终结，医疗措施无用武之地，就没有探讨尊严死亡的必要。只有经医生审查，符合申请条件的临终病人因遭受难以忍受的疼痛或痛苦，无法继续通过医疗措施缓解时，才能根据病人申请采取终止生命或协助自杀等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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